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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庆新生代归来 出国留学生回乡当职业农民

编辑:admin 时间:2019-07-04

原标题:《职业农民》系列报道

    新生代归来

  吴大鹏来市区办事,我搭车去他的牧场采访。牧场位于杜尔伯特泰康镇幸福村。

  我问他:“出国留学回来,一般都会找个体面工作,你选择回乡下来养牛,初衷仅仅是赚钱么?”

  他说:“我是很喜欢种地的。”

  “哈!是吗!”我大笑。

  他也笑:“我爸当年(1996年)也是在我这样的年纪,从县财政局(公务员)选择下来当了半辈子农民。”

  “……但在大多数人眼里,干农业是没出息的,你没有这个思想包袱?”

  “没有,我觉得很正常……我大学毕业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啊,我可以选择金融,可以选择IT,干农业有啥不可以?农民职业化了,它就是一个职业,跟其他行业没有什么区别。”

  吴大鹏高大、壮实,但非常宁静,眼镜后面总是笑眯眯的。

  2015年,他自马来西亚林国荣大学毕业后,回来种地、养牛。女友是上海人,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,眼下他们正筹备结婚。但婚后他们将只能选择在各自的工作地(上海和杜尔伯特)生活,女友接纳大鹏的选择,但“无法适应这样的生活”“不能接受未来的孩子在牛粪堆里长大”……他们都是“90后”。

  一个小时候后,我见到了吴大鹏的父亲,他从几十里外的农场来给儿子的牧场送牛食草,见到我就说:“过去讲原野上的希望,现在原野上的希望是啥?是留住人!”

  他是“大荒野上的一个老牛仔”,黑铜脸,衬得两只大眼睛亮得出奇。

  1996年,他32岁。国家有政策,鼓励干部退休,他选择下来种地,最多时曾种过5500亩地。

  他妻子一句家常话,非常震动我:“他总是开车带我去田里,说你看,我种的粮食,够多少人吃的——”

  这就是一个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情感和基本认识。

  源远流长的“乡土中国”,虽历经波折和变革,依然顽强地延续,不绝如缕。

  对新生代农民吕秀辉的采访,是通过微信、电话,断断续续完成的。

  期间,他正在西南民族大学做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。

  2015年,当他推着自行车,把爹娘地里种出的小米装在书包里,在校园里叫卖时,叫着叫着就叫醒了他自己——是一个人从出生那一刻便开始接受的“内部生长史”,是世代长在血脉里的基因,是那些埋在土里不易被人看到的东西。

  蓝天,天然的稻谷……蓝花布,姥爷编的柳条筐,爹娘烈日下爬在陇上薅草……他用所学的艺术设计,向消费者讲述了一个“古老的农耕文明的品牌故事”。

  胡松1993年出生,他说自己是东北地区唯一一个“90后”大学毕业的豆腐匠。他与父亲胡老铁之间,传统与现代之间,继承与发展之间,正彼此胶着,难解难分。

  太爷爷那时是人推着磨,爷爷那时是毛驴拉着磨,父亲年代用的是独眼电磨……一口浆子养活了几代人。

  但传统的小作坊走到了现代社会,它延续了三千多年的命,还能否继续下去?它将面临怎样的命运?谁能让它继续活下去?27岁的胡松,自觉地承接了这个使命。

  柴静说,采访是一种抵达。

  这座城市里的一些读者,在跟踪关注这组报道。

  其中有一位对我说:“农民是个职业!职业农民前景无限!将来想当农民不容易!农业农村未来可期!一定要把这个答案确定性地回答出来!”

  确定性!

  这正是我的隐忧。

  不得不如实相告读者,在采写《职业农民》系列第一期、第二期时,我是带着几近无法抑制的激情进行的。这激情源自发现,源自震撼,还因为隐忧。

  尽管“半个身子长在泥土里的老农以血缘般的恋情爱着土地”、“逆城镇化生长的人群逆流而归”,也尽管在调查深访这组报道之初,就从全市各个相关部门了解到,新生代职业农民占比达到8%,也有的区县达到14%,但直到采访到了实质性阶段,真正进入到新生代的思维世界里——我完全平静了下来。

  我可以在这里对那位读者说:可以确定性地回答了——“我们都非常关心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,我们永远都处在思考和关注中,但没想到,是身旁这片土地的平凡生活,给了我突围自己现有认知的机会——它让我看到这个时代以及深藏其中的力量。”

  一个国家的主流社会人才,是有时代性的,是与国运和国家的发展目标紧密相连的。

  《瞭望》新闻周刊对新生代进行深度调查:从事规模经营的新生代职业农民,已逐渐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,30岁以下较高学历的新生代职业农民正在崛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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